都说中国父母最重视的就是孩子的教育，古诗有孟母三迁，现代有虎爸鸡娃的老母亲。在美国，纽约市坐落着最多的私立高中，很多顶尖的高中也都在这里。你以为公立、私立高中，只是学费差距而已?

　　今天推送的文章是位教育学专业的作者亲身经历，告诉大家两者的大不同。不光美国家庭开始更加重视教育，亚裔父母的“推娃”也深刻影响着北美的教育生态。

　　2011年夏天，先生(当时的男朋友)即将结束在纽约的学业，然而并不想回国。迫不及待想要结束跨洋恋情的我，在他的希望和家人的催促下，决定为爱走天涯。

　　为了赶第二年入学的deadline，我用了三个月时间匆匆准备托福、GRE和申请材料，选了哥大和纽大的教育学专业——只要学校在纽约就行。一番等待之后，我收到了前者的拒信和后者的offer。

　　2012年夏天，我来到了纽约。

　　01纽约公校 ：放牛班有没有春天?

　　从念教育学的第一天起，所有老师都在和我们重复一件事：纽约的公立学校是一个特殊的存在。

　　初从国内来的我，自动将其带入国内大城市的公立学校，想到的是北京四中、人大附中、北大附中……特殊的原因是，学生太牛，不好教?

　　直到我被分去一所曼哈顿下城的公校听课，才知道了“特殊”的真正原因。出发前老师对我说：“这所学校很有名。记得不要把手机放在桌子上，时刻看好你的包。”

　　什么?我再次确认了我去的地址是高中而不是看守所。开始有那么一点点紧张了。

　　跟着谷歌地图，我来到了一栋灰扑扑的6层建筑前。谈不上有建筑美感，但也不破旧。中规中矩，看起来十分正常。

　　我向接待处的门卫说明来意，登记了证件。他指引我：“向左拐搭电梯到二楼。”我心想二楼嘛，爬楼梯好啦。门卫严肃地摇摇头：“不行。这里每一层都是一个不同的学校。楼梯间的铁门是锁起来的，你过不去。”

　　还真是寸土寸金。一层楼一个学校，第一次见。

　　我乘电梯来到了二楼。正准备迈开腿往里走，电梯口的保安把我叫住了。这才发现一出门的地方有一个金属探测器。

　　嚯，上学还得过安检呀，这更让我多了几分“敬畏之心”。

　　一眼望去，一层楼一个学校的布局大致是这样：楼梯口是校长办公室和老师休息室，教室沿走廊两边铺开，目测大概有15个。估计整栋楼五个学校会共用一个餐厅、礼堂和篮球场。

　　因为学校太小，我很容易就找到了谢老师的中文班，准确地讲是中文课。因为学校没有条件给中文老师准备一个专门的教室，所以谢老师就像国内老师一样，夹着书辗转于每个班之间。

　　教室不大，中间摆着大约15张椅子，靠着讲台围成一个半弧形。学生们陆陆续续进来了，谢老师安排我在教室最后面坐下。末了，她转身小声叮嘱我：“看好包，还有你的手机。”

　　早被打了预防针的我，已经把包拉好放在了座位下面。但是不解：我已经坐在了教室最后面，和他们有一段距离，就算……就算学生毛手毛脚，他们还能伸长胳膊到这儿来?

　　学生们陆陆续续坐下。但是没有一个人拿出笔记本和书。是真的，没有一个人。书包被他们丢在座位下面。坐下来的时候互相大声叫嚷着，有人掏出手机，或是低头玩了起来，或是在拍同学，或许是在发snapchat。

　　瘦小的谢老师被他们夹在中间，显得有些可怜。她重申了一遍“请安静”，然而一切依旧。

　　谢老师于是不管他们，自顾自地讲了起来。台上台下仿佛两个平行宇宙。学生们我行我素，吆喝声起哄声几乎盖住了老师讲课的声音。

　　我有点为谢老师难过，不过看她神态自若，怕是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场面。

　　有学生发现了我的存在，“嚯”地一下站起来，竟端直朝我走来。谢老师也没有制止，甚至讲课也没有停下来。

　　是个人高马大的黑人小伙子。他走到我身边，嗓门一点不放低地问：“你是谁啊，你在这儿干吗?”上下打量我一番，问：“你会讲中文?”没等我回过神来回答他，一溜烟地又跑了，和一个另两个男生打成了一片，哈哈大笑了起来。

　　已经不记得谢老师这节课都讲了些什么了——讲了什么也不重要。从始至终，没有一秒是安静的。

　　想想原来我上高中时候，班里稍一嗡嗡，老师就说我们在菜市场。依这个比较，那这里就是震耳欲聋的迪斯科舞厅了。打闹嬉笑的，睡觉的，玩手机的，忽然跑出去不见人影的……反正就是没有听课的。

　　“说他们是没用的。这些孩子很难明白学习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。更何况硬加给他们的外语课。”下课后，谢老师对我说，“曾经试着去感动他们，后来发现只感动了自己。索性就听之任之了。”

　　这里很多学生居住在高犯罪率区，家庭背景复杂。从小耳濡目染street smart，练就了一身 “功夫”。对于他们，生存是第一要义。“下电梯后过金属检测器了吗?没纳闷为什么学校里会有这个?因为前一阵子有学生打架，互相捅了刀子，学校怕了。”

　　还有楼梯间的铁链。因为这栋楼里有一层是挺不错的学校，校长怕自己的学生和别的几所“同流合污”，强烈要求锁住楼梯间，这样所谓的“坏孩子”就没法和“好孩子”接触了。

　　谢老师还给我讲了一个关于ipad的故事。

　　和谢老师同期的林老师在另一所大家公认比较“挑战“的公校教书。一天上课，她的ipad明明就放在讲台上，转身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字后，回头就不见了。下面坐着的十几个学生面面相觑，谁都不肯说是谁拿走的。当时刚毕业没多久的林老师不知所措，哭着跑到了校长室，校长副校长依次来质问，仍然没人承认。老师并没有搜查学生的权利，只能让大家走了。

　　林老师哭了一晚上，一是心疼自己的ipad，二是不相信十四五岁的孩子竟能做这样的事。“那时候刚入职，你知道的，还怀着一腔热血。没想到一抬腿就摔了个大跟头。”

　　后来，ipad竟然以一种离奇的方式被找到了。这要感谢苹果的高科技。

　　ipad丢了的第二天晚上，林老师的手机里突然噗噗噗涌出来好多自拍，仔细一看都是班上的一个小姑娘。她纳闷了一会儿，突然明白了。

　　正是这个小姑娘悄悄拿走了她的ipad。看一两天过去平安无事，便拿出来摆弄，没曾想所有的自拍都通过iCloud共享发送到了林老师那里。

　　林老师拿着证据去找小姑娘对峙，谁知对方死不认账。后来校长出面说要叫警察，她才慌了，把ipad送了回来。校长要她保证不再犯，然后让她走了。

　　林老师很生气，偷窃这么大的事，怎么着都应该要叫家长来批评教育。校长苦笑着告诉她，叫不来的。她妈妈在她刚出生后就不见了，爸爸因为贩毒还在监狱。倒是有个哥哥，但也整日游手好闲不干正事，好像还曾经把她的手机拿去卖了换毒品。

　　“后来也就习惯了。很多孩子住project(政府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的廉租房，通常犯罪率较高，被认为比较“危险”)，父母都见不到影子，指望他们能把小孩教育成什么样?

　　你觉得这已经很惨了是吧，不算什么。我班上还有homeless的小孩。挺可怜的，收容所住住，有时候又自己跑出来，晚上睡在地铁上。别说学习成绩，只要白天他能来上学我就阿弥陀佛了。”

　　“所以说，在这样的地方呆久了，自然而然也就接受那个设定了。说难听点，只要保证男生不进监狱，女生不怀孕，我们当老师的就算成功了。就这都难，去年就有个11年级的女孩子怀孕退学了。”

　　我很震惊地听她讲这些。为这些突破我想象力的事件，也为谢老师叙述时的平静。

　　电影《放牛班的春天》里，老师用音乐打开了“问题儿童”们的心灵。然而那毕竟是艺术创作，现实中没那么多温情。

　　教育，本应是家庭和社会共同分担的责任。在家庭教育缺失的情况下，教育者需要胸怀多大的关爱与耐心才能填补那边的空白，我不得而知。毕竟老师也只是普通社会动物，不是永动情感发电机。

　　我的朋友小吴才辞去了三年的教职，去学影视编导，再不想踏进教室。她一天五节课，从早讲到晚。4点放学开始改一百多个学生的作业。7点回家，草草吃过饭，开始备课。

　　公校因直属教育局，行事颇官僚主义。每一节课必备好几大页详尽的教案，只为备份供上面领导随时来抽查。所以几乎天天备课到12点之后，觉永远睡不够。以为教一轮回头可以用旧教案，没门。因为个性化教育，连课本也没有，换一茬学生就要换一茬教案。

　　“每天八小时上课，五小时批作业和备课。”她扳着指头和我算。但真正让她下定决心辞职的，并不是这些辛苦。“有一次我去听一个快退休的老教师的课。六十多岁，转身写字的时候，学生还是会朝她丢粉笔头，比谁能在她身上留下印子深，然后全班哄堂大笑。”

　　“我当时就想哭。不想干一行到快退休的时候，还是连一点尊严都没有。“期末，她递了辞职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