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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精英制(Meritocracy)是根据才能、努力和成就来选拔人才的制度，即我们中国人说的择优录取或择优录用。

　　但最近精英制有些灰头土脸。媒体上常看到关于精英制的文章，文章标题无一例外，把精英制和“撕裂”、“迷思”、“危害”、“悲惨”等贬义词放在一起;大学、中学、政府部门则不仅是纸上谈兵，而是直接拿择优录取开刀，来势汹汹，磨刀霍霍。有些大学开始不要求申请人提供标准考试的分数，很多中学扬言要取消荣誉班，精英高中被建议放弃凭分数入学的做法，连标准考试机构也一度考虑在分数中加入与学术无关的因素。

　　择优录用的制度自古有之，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是一个例子，毕竟不管何时何处，事情还是要能干的人才能做好。但择优录用在美国社会成为占绝对优势的主流，却是近几十年的事。

　　比如说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前，美国精英大学并不要求申请人抒写才情横溢的文章，吹嘘自己课内课外的成就，而是主要考察他们的所谓“性格”和人脉，其实就是一种改良的aristocracy或世袭制。后来耶鲁进行招生改革，取消犹太人配额，在录取过程中完全不考虑学生经济状况(need blindadmission)，并停止自动接受东海岸某些精英学校学生的做法，才带来录取制从贵族制到精英制的转变。

　　择优录用的原则听起来很有道理。与拼爹相比，凭才能、努力和成就为自己在精英学校和公司谋得一席之地，显然是一种进步。为什么这样一种制度会遭到诟病呢?主要原因是贫富差距的悬殊及其导致的社会阶层的固化。

　　主张摒弃或削弱择优原则的人指出，因为精英阶层在教育上投入巨额资源，他们的孩子在看似公平的择优录用原则面前拥有巨大优势。研究表明，考生的SAT分数跟父母财富直接相关。当学校凭SAT分数录取学生时，等于是奖励了富人，惩罚了穷人。很多用纳税人的钱支持的精英高中全是白人和亚裔，见不到在社区占相当比例的非裔和墨裔的身影，也因为非裔和墨裔普遍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。

　　精英阶层的孩子接受精英教育后，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精英，而中下层人民的孩子则因无法获得精英教育而失去了上升潜力，每一代人都被束缚在父母的社会阶层中，子子孙孙无穷尽也，形成阶级固化。如果推翻择优原则，让处于弱势地位的学生也享受更多更好的教育资源，则有可能打破这种僵化的局面。

　　这种想法出发点是好的，也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机会延伸给需要的人，却不一定是正确的思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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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贫富悬殊是美国目前面临的大问题。根据人口普查局的最新报导，2018年美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2017年的0.482上升至0.485，创下五十年新高。2015年美国最富的1%的人的收入占全社会收入的18%，最富的0.1%的人的收入占全社会收入的8%;这两个数字在1980年分别是8%和2%。

　　贫富不均本身不是罪恶。它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，也是鼓励人们奋发向上的催化剂。对激进的平均主义的虚伪和危害，我们都有亲身体会。当一个社会经济开始发展，收入从极低上升至中等水平时，社会的贫富不均一般会上升。但随着经济发展，贫富不均又会有所下降。这个描述贫富不均跟个人收入之间关系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曲线，叫库兹涅兹曲线。

　　但美国的问题是，在多年基本遵循库兹涅兹曲线后，近几十年贫富不均突然有了上升。这种趋势跟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有关。以前一个店老板再精明能干，顶多能挤垮同村的几家小店，把全村人的钱都赚过来;现在的店老板可以把全世界的商店都挤垮，把全世界人的钱都赚进自己口袋。

　　以前的资本家顶多能剥削几十个、几百个在自己的血汗工厂做工的人;现在的资本家可以在全世界寻找既便宜又有手艺的工人，把他们全部变成自己赚钱的机器。

　　更不用说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将取代很多工作，导致一方面是拥有这些技术的公司和股东赚得盆满钵满，一方面是被取代的工人的失业。

　　伴随着这些发展，本应有适应时代需要的政策来缓和贫富悬殊，正在竞选总统的华人杨安泽的全民基本收入政策有点这个意思。但大部分政客都老眼昏花，对技术一窍不通，跟不上时代需要。

　　右派因为意识形态，或受利益集团绑架，本不指望他们有所作为;左派这些年把注意力集中在边缘群体的利益，也忽略了对经济不平等问题的思考。毕竟，对文化高谈阔论远比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容易。

　　这种反常的贫富悬殊加剧的现象，让我们有了一个让很多人难堪的总统。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贫富悬殊的受害者们选出来的总统，热衷的事大都是加剧贫富悬殊的，比如推翻可负担健保，给富人减税。